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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内以贴合本国实际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基础承载和路径指引,对外要努力提升中国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二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

在世界变局中坚持中国道路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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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建构



在世界变局中坚持中国道路,简而言之,要求对内以贴合本国实际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基础承载和路径指引,对外要努力提升中国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二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


全文大约2600字,阅读时长约为5分钟。

报纸原文:《在世界变局中坚持中国道路》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讲师    袁超



在世界变局中坚持中国道路,简而言之,要求对内以贴合本国实际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基础承载和路径指引,对外要努力提升中国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二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持续不断地在加强这两方面建设上做出丰富尝试并取得瞩目成绩。一方面,在刚闭幕不久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道路的智慧。另一方面,中国正致力于话语权构建的系统性工程。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以及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都明确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在研究中国问题、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权的过程中发挥更好作用。


“硬实力”是中国话语权构建的现实基础


要将观念形态的话语转化为罗伯特·达尔意义上的具有“影响力”的权力,离不开其背后的结构化实体。透过历史政治分析可知,西方话语权之所以如此强势,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其背后有经济、科技以及军事等强大的结构化实体支撑。


可见,强大的硬实力是话语权构建的现实基础。中国话语权是相对于西方话语权而言的,其内涵是中国经验面对西方中心论做出的独特性、整体性表述,它因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向前推进、中国经验的创造性推广、西方传统发展范式在“新兴民主国家”的失效(泰国、埃及、乌克兰等)以及一些西方老牌民主国家遭遇的制度衰败而获得绝佳的历史发展机遇。在此关键时间节点,找准符合中国国情的、进一步提升国家硬实力的路径对中国话语权之构建尤为重要。


总结“中国经验”是释放话语权影响的逻辑前提


在一定的实力基础上,中国话语权要真正释放其外部影响力,还需要一项重要的中介变量——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而如何总结好中国经验,进而讲好中国故事则成为稳定发挥话语权影响的中介机制。


总结好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解决好“总结什么经验、讲什么故事”的问题。总结中国经验,万元归一就是概括出不断成就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探索;讲好中国故事,落到根本就是阐释好努力增进人民福祉的创新方案。结合这层意义分析,总结好中国经验不仅要在贯通纵向维度的历史-当下-未来论述中凝塑有关“中国”的观念意识,还要在统合横向维度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中提炼成就中国经验的制度机制;此外,还必须将这纵横所指置于国际大空间的视野中进行定位、审视并丰富。


总结中国经验,不仅在于让国际社会“听起来不错”,更要让其“用起来不错”;我们要总结中国经验,更要推出中国方案。


明确方法路径,讲好“中国故事”


明确了中国经验的“素材”与“主脉络”,进一步则要解决中国故事“怎么讲”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正确的路径指引或者方法论。对此,哲学社科工作者至少应该思考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将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即指向的是如何通过话语转换或重构,将中国故事理论化,并与国际社会科学界进行话语对接;二是如何将中国故事讲给大家听,即指向的是如何通过话语融合或转型,把本应为全社会所熟知且自豪的中国经验真正融入普罗大众的精神世界。


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时,其理论推进的逻辑是什么,其间又潜藏着怎样的挑战?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充分重视以下三大问题。



首先,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贯通“三论”,即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依次做到认识中国故事、理解中国故事和解释中国故事。从本质上讲,认识、理解、解释中国故事的逻辑次序与“三论”相对应:在知识论层次,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的知识框架看待中国现实;在认识论层次,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深蕴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思维理解中国问题;在方法论层次,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探寻寓于中国故事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建构之中,以解释中国经验。毫无疑问,“三论”的最终目的是指导中国实践,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这就进一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问题”。



其次,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合理建构,以消解非建构状态下“三论”推进过程中的“两组张力”。所谓“两组张力”:一是指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张力,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概念与“阶级分析法”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问题。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视角出发,“阶级”概念包含着“阶级关系”,“阶级关系”涵盖了“阶级矛盾”,“阶级分析法”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认清事物中存在的矛盾,但这是否还意味着一定要在方法论层面墨守成规,并将阶级分析推到极致?是否应在政治过程中继续坚持激进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二,知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张力,比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根据这一论断,马克思的核心指向应是“市场逻辑”,但为什么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在方法论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推进国家建构的国家往往造就的却是一个“强国家-弱市场”的关系格局?此外,值得辩思的是,国家界定产权的行为往往被视作“上层建筑反作用”,但它对于“经济基础”来说难道真的只是“反作用”而非某种“支配作用”?实际上,基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可知,“发展型国家”的案例恰恰证明了现代国家组织也可以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对经济产生支配作用。以上仅是对“两组张力”的简单呈现,但足以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合理建构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再次,讲好中国故事还需充分考虑马克思主义介入中国故事时的理论形态问题,简言之,就是如何让中国的社会大众更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精英理论,但在方法论层面却势必要实现从精英学习到大众动员的实践逻辑,这很可能会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理论内化过程中形成梗阻。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其理论形态的转变,即从精英理论转向大众理论。


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理应结合自身科研工作努力在认清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为构建中国话语权做出应有贡献。


-END-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7期第3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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